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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乐有许多 种，也是多元的。但有一种快乐，却是必须 生活在一种文化的、文明的、有教养的快乐之中，它是一般人难以拥有的真正的快乐。
感到 很快乐，说是“上天对自己的恩赐”。因为他终于可以有机会能每天偷偷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——古代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，悄悄带到转达 室里，一旦有了德律风 ，他就在边喊德律风 的时候，边琢磨着怎么将它翻译出来。《罗摩衍那》的汉译版，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自力 完成的。
在那个猖狂 的年代，季先生就是依仗着一种人为的滋养，一种文明的积淀，最终度过 了那段非人却快乐的时光。
与季先生一样，杨绛先生的快乐同样充斥 着文化的快乐。
杨绛先生也没有逃脱那个猖狂 年代的迫害，被发配到文学所的茅厕 做清洁工。于是她自费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对象 ，如小铲子、小刀子，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，还带了些去污粉、番笕 、毛巾之类和巨细 两个盆子，每天在十几个茅厕 里认真地清洗，将所有器具都洗出了原来 的面目，所有人也都赞叹她的活干得就是漂亮，茅厕 不像茅厕 ，倒像一座座温馨的小宾馆。忙完工作后，她便悄悄坐在茅厕 里看书。有时候她出去，远远看到外地来京的红卫兵，为防止意外，她便进入女茅厕 ，那里成了卵翼 她的宝地。在忆起那段经历时，杨绛先生这样认为：“收拾茅厕 有意想不到的利益 ：其一，可以躲避 红卫兵的‘造反’；其二，可以销毁‘会生麻烦的字纸’；其三，可以‘享到所未识的自由’，这是‘倒置 过来’了意想不到的妙处。”
而钱学森先生所具备的文化快乐，却是有着另一番意境。
在钱学森的图书馆，有一张老式写字台，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小椅子。写字台是钱先生每天做完研究之后剪报专用的，小椅子则是夫人蒋英女士用以陪伴钱先生的专座，并且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其间两小我 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，就那么默默地坐着。一次，蒋英对儿子钱永刚说：“你去陪陪你爸爸。”钱永刚说：“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，他是搞导弹的，那些机密的器械 又欠好 跟我说。”蒋英就笑了，说：“去吧，你爸爸看见你陪他会很愉快 的，陪他不一 定要说话，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。”
钱永刚后来说：“陪了父亲几次后，我这才知道，快乐是可以很宁静 的，也是可以很宁静的，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。这就是难以言喻的文化快乐。”
快乐不是一种，也绝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、位置 、名誉等。而“文化快乐”则与众不合 ，它既可以很宁静 ，也可以很宁静，并且 崇高 、生动和深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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